明清小冰河期与温病学派的兴起

现今的中医院校皆将温病学列为四大经典之一，实非明智之举。何者？以其学说之起源即是错谬故。如吴又可之《温疫论》认为温疫是感染戾气所致，此本无可厚非，亦与现代医学认识一致，但他又说仲景《伤寒论》仅为为外感风寒而设，其六经传变与温疫迥别，此实大错特错。

研究过东汉末年疫病历史的应该清楚，东汉大疫延续时间之久、死亡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谓首屈一指，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据资料显示，东汉末年人口从157年的约5600余万锐减至220年的不足1000万。曹植《说疫气》云：「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伤寒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仲景之著伤寒也，实是目睹如此惨烈之情景，怀悲天悯人之心，拯黎庶于水火，故作斯论。此种烈度的疫病，难道真如吴氏所云「外感风寒」所致？伤寒方真的只能治风寒感冒？怕他是没见过曹操所描述的「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的情形吧！河伯未睹于北海，遂以沧溟为尔尔。

《温疫论》中说：「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段文亦属无稽，《伤寒论》已经说过「但热无寒」者名为温病（属阳明病范畴），本来就不是太阳病，又怎么能以麻黄、桂枝发汗呢？其实在唐宋之后，伤寒之学已经衰落，很多医生只是背诵些《和剂局方》，或者读所谓金元四家之书，便来出师应诊，但会开些人参败毒散、九味羌活汤等混日子，遇到感冒风寒尚可幸中，若值伤寒疫病难免暴露根底，像《温疫论》中所说的用麻桂来治疗温病者，就是这类医生。不怪自己学艺未精，反说古方不治今病，要另立新说，但观其所创制之达原饮，用槟榔、草果来治疗瘟疫，就很离谱！

金元明清以来，江南医家皆以其地湿热，故病自当与中原不同，各各著书立说，《温疫论》《湿热病篇》《温热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纷纷而至，引地气温热以作理由，此真胡扯，不知东周汉唐比现在温度还要高的多，彼时何不盛行温病？

竺可桢院士收集大量可靠资料，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创立著名的竺可桢曲线。从曲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东汉末年和明清时期是我国气候史上的小冰河期，尤其明清是历史最低气温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代低1～2℃，明末北方夏天温度在4℃左右，晚上则可能在零下12℃左右，广东曾下过数年的大雪，1506 年广州的积雪竟然达1米厚，这些在史书和方志中都有记载。而在吴又可著作《温疫论》的1642年，正当小冰河期气温最低谷的时候。极端的寒冷气候造成粮食歉收、人民营养不良、社会动乱、病毒肆虐、瘟疫流行，这与仲景著作《伤寒论》的背景高度一致。

《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如果冬季气候反常，太过寒冷，造成人民体质普遍衰弱，免疫力下降，那么春季到来时，病毒必然易于流行，引起温疫传播。《素问·热论篇》也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内经》的意思很明显，寒与温是一体的，并不是两个病。《伤寒论》中明确点明「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治法与阳明病无别；而《温疫论》却说麻黄桂枝治疗温病是错误的，仲景亦何尝说用麻黄桂枝治温病呢？

还好，清代遵古崇经之风忽起，涌现出一大批如张隐庵、徐大椿、黄元御、陈修园、陆懋修等之医家，延至近代更有经方大师曹颖甫、胡希恕等，使经方传承不断，辟除了伤寒方不能治温病的谬说。须知，金元明清时期的很多医家，即使学习伤寒、注解伤寒，但临证时却很少用伤寒方，美其名曰变通化裁，你看他们的医案就知道了，其实骨子里还是不信。但后世医者有资格化裁吗？经方者，上古谓之「禁方」，古圣人所制也。如淳于意拜见公孙光，光时已年老身衰，授予禁方，嘱以「毋以教人」，淳于意誓曰「意死不敢妄传人」。仲景之方亦如是，得之于其师张伯祖，而伯祖所传者，伊尹汤液经也，绝非其自创，皇甫谧《甲乙经序》及敦煌出土的《辅行诀》可证。唯仲师悲心深重，公之于世，但后世医家得之者仍然视如珍宝、密不示人。直到宋仁宗设校正医书局，校订和刻印了众多医药经典，伤寒论才得以广泛传播，仁宗可谓功德非浅。

如陈修园、曹颖甫、胡希恕等诸师，世皆视为固执，或目为偏激，不知彼真乃守道之士，不折于流俗之见，堪弘于仲景之论。今引气候变化之史实，更可见经方理论之可贵，执温病理而不悟者，盍思之乎？

（2025.01.05）